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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啥？我成被告了？”

听说自己被告上法庭，即将面临一场官司的时候，李老汉脑子嗡嗡作响，连喝了几大口凉水才把火压住：“我自己的损失还没人赔呢，他们还敢来告我？”

这事儿摊在谁身上谁都恼。几年前，李大爷承包了160亩稻田，农作物生长不易，一怕天灾，二怕虫害。天气不可控制，虫口夺粮就成了每个种植户的“持久战”。

2019年，李大爷与某农资有限公司签订《病虫害防治服务合同》，约定该公司为自己的134亩稻田提供无人机植保服务，这份合同就成了这场官司的起因。

作为证据，原告将欠据拍在法庭上，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：当年的7月26日，8月25日，9月4日，该公司按照约定提供了三次飞防服务，合计包含服务费及药物费17700元，但李大爷拖欠至今不肯给付。

面对这份欠据，李大爷也有话说：我与你们签订合同是为了防治病害，如今你们办事不力，导致水稻大面积爆发稻曲病，我还没处说理，你倒先把我告了？法庭之上，李大爷当场反诉，要求农资公司赔偿水稻减产的经济损失。他也同样提供了一份证据：由高邮市植保质监站发布的水稻病虫害防治意见，上面明确要求应在8月15-18日进行后期防治。原告提供的三张欠条，恰好能证明该公司没有按照文件标准进行施药，导致了水稻大面积爆发虫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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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药迟了7天，真的会对水稻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吗？原告辩称，栽培、气候、污染、肥料等许多因素都有可能影响农作物长势，不能确定施药时间是稻曲病的直接原因；而李大爷则认为，他曾在8月15日前后多次要求对方进行飞防，却被该公司以“我司农药药效较好，不需要再次防治”为由拒绝，如今全村都没事，只有他们家的稻田出了事，自然是该公司付全部责任。

该案的承办人是民一庭的法官于谦，他认为，既然施药时间对稻曲病的影响是本案争论的关键，还是要征求专业人士的意见。为此，他专门来到了高邮市农业局植保站。

在植保站，法官调取了当年的气象记录，并对稻曲病发作的温度和湿度进行了详细的了解。技术人员表示，致病真菌的孢子量在7天内便可繁殖一代，李大爷的稻田施药延迟了7天，恰好错过了虫害的最佳防治时间。即使事后又采取了两次飞防服务，仍然未能阻止水稻大面积爆发稻曲病。同时，通过横向对比该地区其他稻田生长状况，可以认定该公司的违约行为与稻曲病存在因果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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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过调查审理，法庭认为：双方签订合同时，没有对具体飞防时间作出约定，形成了合同漏洞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规定:履行方式不明确的，应当按照有利于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。但该公司既没有按照农业主管部门意见执行，又对李大爷的要求置之不理，明显构成合同违约，并对李大爷的稻田造成严重损害后果。因此，即便签下了欠条，法院仍认定李大爷的拒绝履行能够成立有效抗辩，判决驳回了该公司追索服务费的诉讼请求。

同时，由于未能及时统计稻谷收割的实际产量及受损程度，李大爷的反诉主张也未得到支持。在后来的上诉中，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双方证据进行了详细审查后决定，驳回上诉，依法维持原判。

农业生产无小事，现代科技虽为耕种劳作减轻了负担，但是采取新技术的同时更要遵循农作物生产的客观规律。农户在遭受损失时，应注重相关证据保存，通过技术部门测算出农作物的具体受损程度及实际减产量，避免在后续索赔中证据不足，导致权利无法实现。